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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 04:40

在楼房阳台上养鸡鸭,这可不是只在中国才有!

在不同社会中,人们都总在无意识地试图为个人身份赋予意义。


在埃及,公寓和街道等空间都成为了不同阶级和性别的人为自我身份寻找意义的地点。在开罗一个名为布拉克(Bulaq)的社区,个人身份与空间紧密相连。


在80年代政府的一个安置项目中,空间被政府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有着影响人们认识和欲望的力量。但人们并未全盘接受政府所赋予空间的意义,而是通过改变或操纵空间来阐释自己对于空间和自我的不同理解。


布拉克区,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除此之外,男性身份也在空间中获得意义,在受到来自政府或是女性的挑战时,男性则运用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身。而女性在其中也并未消极的等待被定义。


布拉克是开罗的一个老城区,住户多为中下阶层。缺乏个人隐私,许多家庭没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是其特点之一。


更重要的是,它狭窄的街道使得政府很难对其进行各方面的管理和控制。80年代时,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了一系列使开罗更开放、更西化的发展项目。


在政府眼中,布拉克野蛮、落后,是开罗发展的障碍,便将该区域居民重新安置到新建的楼房中。


图片来源:hiveminer.com


政府对于该政策的叙述对人们的影响是可见的,大家开始将这些“落后”的区域与当时埃及频发的恐怖袭击联系起来,一位被重新安置的女性居民表示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那样文明、先进和现代的国家,也会发生袭击。


政府首先对空间进行改变,通过赋予其“现代”的意义而使政策正当化,电视节目和电影等媒体对于此类叙述的重复宣传和更使得人们将该概念内化于心。


阿莫(Amal),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了自己对有宽敞的客厅和整洁的空间的家的渴望。人们对于拥有一所现代公寓的渴望,更多的是在充满不平等的生活中对于经济困境和被遗忘感的无声抗议,搬进一间现代的公寓创造了一种融入世界、跟上世界步伐的感觉。


图片来源:hiveminer.com


政府对于布拉克居民的期待,不仅局限于搬进一间新公寓,需要丢弃的不仅是自己的老房子,还有那些被视为野蛮和落后的生活习惯。但这些布拉克居民们在搬进新房之后开始无意识地、主动活跃地对抗政府赋予空间的那些社会意义。


在官方叙述中,现代公寓最主要的特点是每个房间都有特定的作用,比如,人们应该在厨房做饭,在客厅接待客人。


然而,旧的生活习惯并未被舍弃,而是随着人们进入了新公寓。大多数女性为了看电视打发时间,许多厨房事务都在客厅完成,有的还依旧会自己在家屠宰鸡和羊。


新公寓的阳台也被人们充分利用,成为了展示自己经济实力的地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使用昂贵的材料将客厅和阳台隔开;阳台也成为家庭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阳台上晾晒的衣服成为了远房亲戚来访或是新生儿到来的讯号。这也未免太不“现代”和“文明”了吧!


阿拉伯世界的咖啡馆等公共空间是男性发展自我认知,并在该认知受到挑战时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场所。在布拉克,男性间的兄弟情谊常常通过在咖啡馆或是工作场所中进行的社交得到发展,他们在一起工作、吃饭、说笑话,基本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一起。


埃及人在咖啡馆,图片来源:Pinterest


时间久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特定的社交空间内发展出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住在布拉克的男性将自己称为“老城区的儿子“。


忠诚、可靠以及养育家庭的能力在社交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品质反应了作为城区和国家的儿子被期待具备的精神。作为男性,养育家庭和照顾其他兄弟姐妹等社会期待在宗教语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然而,政府的介入常常会挑战男性的自我认知。许多年轻男性都从事着不受政府监管的“灰色”工作(比如贩卖小商品),因此他们占据着大部分的公共空间,这种“散漫”的活动方式吸引了警察的注意。


1998年,埃及议会通过了一项专门监管男性在公共空间行为活动的法律。根据这条法律,一切在公共空间展示个人力量以威胁他人的行为都面临被惩罚的可能,男性在公共空间的存在被政府视为一股威胁力量。


图片来源:hiveminer.com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提出过“控制形态”(modality of control)的概念,在这个例子中,无论自身行为是否会对他人造成影响,处于公共空间中的男性身体都已被归入到权力的控制范围,这种对于身体运作过程控制则尽可能的细节化、具体化。


从口头羞辱到暴力规训,警察的管理方式多种多样。于是,许多男性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认为自己作为“国家的儿子”受到了羞辱。


这使得他们使用各种方式来确保自己“作为男性”不再受到此类待遇,许多男性拒绝去到除布拉克以外的区域,待在自己有着熟悉的朋友、家人的街道更安全,受到侮辱的可能性更小,由此来保持和恢复自己被政府所伤害过的自尊。


除了待在熟悉的街区,男性也会通过对女性的控制来重新重获尊严感。


卡瑞玛(Karima),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便处于她哥哥萨米(Sami)的控制之下。萨米认为监控妹妹的行为是他的权利和责任。有一次,卡瑞玛在未得到母亲同意便私自去了同学家,回家后被萨米进行了暴力“管教”。


卡瑞玛认为,哥哥对她的管教是出于关心和爱护,并表示自己很珍惜这份爱。萨米对妹妹的控制欲在他失业在家时则达到了顶峰。许多布拉克的男性在公共场合看到未带头巾的女性还会上前对其进行教育。


这些情境中,男性总是一种“刚性”的存在,它强调权力、占有和控制,以此为途径而获得在社会中被剥夺的存在感和尊严感。他们通过暴力的方式来保护家庭,关心和爱护则成了使暴力正当化的最好理由。


布拉克区的小孩,图片来源:hiveminer.com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女性在外工作是不正当的,出现在公共空间不仅意味着和非家庭成员意外的男性接触,一种在控制范围之外的可能;还意味着和其他女性建立联系并团结起来对抗男权的可能性。


然而,很多女性能够通过展示自己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来跨越性别界限,试图重新定义男性与女性、公共与私人的空间界限。


马纳(Manal)是开罗的一位女性活动家,常年为使更多女性获得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努力。她被家人和邻居们称为“一个男人”,还不被她的母亲和哥哥允许在婚礼上跳舞。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空间是有性别的,活跃于公共空间被视为男性,在婚礼上跳舞则被视为女性,这两者不可共存。而马纳通过接过传统上定义为男性的角色活跃于公共空间,在她得到的社会认可中,公众叙事将她描述为男性,而非女性。


在这个意义上,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而行事的权利被社会否认,唯一受到社会接受或是将其正当化的方法只有一个,被视为男人。


在马纳跨越性别界限、重新定义女性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尝试中,她的主体性被完全否认,因为当她作为一个女人,并未被赋予定义自己的权利,她的行为只应该是社会所期待的那样。当她活跃于公共空间,与传统认知产生冲突时,她“女性”的身份被消解,只因人们无法想象女性也是可以如此行事的。


政府插手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通过将现代公寓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工作机会联系起来,由此来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向人们无意识的传达“应该”具备的品质。空间被赋予的一些意义使人们感觉自己并未被遗忘,而是作为一份子参与了国家的发展。


虽说个人身份的建构发生在各个空间,但很多时候身份总是模糊的,更清楚、更具体的身份意义总是被需要,使用空间来定义自己则是寻找清楚具体的方式之一。


在开罗的安置项目中,通过“商量”和操控空间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人们得以确保自己在“被现代化”社会中依旧还是一个存在的个体。


今日主笔 \ 杨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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